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从酝酿到成立
　　——为纪念民革成立四十周年而作
　　朱学范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随着岁月的流逝，当时16位中央常委执行委员，我是唯一的幸存者。我今年82岁，值此民革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感到有责任把民革从酝酿到成立的过程作一回顾。
一封有关酝酿民革的书信
“近读先生同何香凝先生、蔡将军、彭先生等发表宣言，敬佩万分，政治独裁，不变成希特勒，定变成次殖民地，这是科学上实验出来的，一定的道理。”
“坐汽车行中国里约三万多里……，好象走到香园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想到自己国内正在自己杀自己。真的，就是铁人，也要落下泪来。”
“我们该当怎样来联络起来……盼望把您的通信处写给我。”
这是1947年4月27日，冯玉祥到美国后第一封给李济深亲笔信的要点。信中一、表达了反蒋激情；二、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延安，自己杀自己的行径，表示强烈的反对；三、希望与李济深等连络起来，团结反蒋。
这是同年5月上旬，我和梅龚彬、陈此生一道见到李济深时，他拿给我看的，并就该信交换了意见。
回首1946年初，重庆校场口事件时，我组织劳协工人保护会场，特务大打出手，有的工人被打成重伤。6月底，蒋介石即发动了全面内战，劳协主张国共合作，和平建国，因而成为国民党当局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
通过这起事件，我与爱国民主人士有了进一步接触和了解。尤其是亲眼目睹被打伤的李公朴、郭沫若等知名人士的鲜血与我们劳协工人的血流在一起，他们的英勇形象，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且认识到我们奋斗的目标是一致的。形势的变化使我们劳工方面与爱国民主人士进一步团结起来。
接着我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排挤，并看到他们排挤所有党内外的爱国人士，逼得大家团结起来反对他们。这年9月，国民党当局因我拒绝代表劳协在关于排斥解放区工会的声明稿上签字，一方面由重庆法院发出拘票，想把我拘到重庆听审；另一方面诱迫我去南京出席国民党的“国大”。由于我提出抗议，并公开抵制出席伪“国大”，于是被迫于11月12日清晨逃离上海，飞奔香港。
11月25日，国民党特务企图暗杀我，竟在香港庄士顿道英国海军俱乐部门前制造车祸，我被撞伤骨折，住进玛丽医院。在住院期间，我看到1947年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的《对时局意见》，揭露国民党“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罩”，“革命精神，完全丧失，由为民服务，一变而为奴役人民”，蒋介石已成为“反动派之领袖”，并提出挽救时局的七点意见。不久，国民党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开除了李济深的党籍。那时，我也被开除党籍开除职务并吊销护照。我还听到冯玉祥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排挤，被迫赴美“考察水利”去了。我接触了一些国民党爱国军政人员，他们也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使我感到在当时情况下，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从国民党内部进行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将更为有利。
过了几天，李济深邀我到何香凝家中去，作进一步商谈。我们三人都认为，国民党当局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发动内战，进攻延安，叫嚣“三个月”“六个月”消灭共产党，再与他们讲团结，希望恢复政治协商，组织联合政府已不可能了，必须把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组织起来，推翻蒋政权。这就要成立一个组织，以便名正言顺地进行号召。于是，我们决定分头写信给国民党内的爱国军政人员，宣传我们的政见。
当时，互相通信往来比较频繁，可惜大多已经丢失。但从冯玉祥这封重要来信中，可以看出我们发起民革的宗旨以及开始酝酿时的情况。
写在绸巾上的密信
李济深经常召集何香凝、蔡廷锴、朱蕴山、梅龚彬、陈此生和我到家中聚会。会上谈起民联、民促在抗战胜利初期为维护《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争取和平民主，做了不少工作；当时也为争取民主革命胜利，公开打出了反蒋的旗帜。他们在斗争中，也产生了联合的要求。于是我们都认为民联、民促的同志以个人名义参加进来，成为组织的骨干，才能推动工作。从而由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等人。信上说：“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这封密信是写在手掌大小的一块白绸巾上的。朱蕴山因故未去上海，乃分头托人带口信请他们速来香港。直到10月，柳亚子首先到达。李济深把密信给他看，后来这信就留在他那里。陈铭枢、谭平山先后于11月中、下旬才到。
在他们未到之前，大家决定继续与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开展联络工作。6月1日，我应邀去布拉格参加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行前李济深嘱我趁出国之际，向国际友人介绍我们的政见，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并希望我能绕道去美国一行，与冯玉祥面谈。
大洋彼岸的商谈
7月10日，我飞赴旧金山，正准备换机飞纽约之际，获悉冯玉祥在旧金山，所以改在那里商谈。
冯玉祥非常同意立即成立一个革命组织。鉴于他不便到港亲自领导，我们商议后，一致认为李济深出来领导最为合适，有利于团结民联、民促的同志联合起来反蒋。
冯玉祥特别强调组织成立后，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才能分化国民党，有利于推翻蒋政权。他认为一成不变地把国民党员划成“左”、“右”派是值得商榷的，对于一个人要全面评价，不能光凭一时一事的表现，要从他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为标准。他这种团结一切人的主张以后多次来信提到，成为他对民革一贯的主张。
他还认为新组织成立后，民联、民促可以同时存在，并进行他们的政治活动。他强调说，新组织的事要依靠从国民党里分化出来的爱国人士自己来办，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站到革命人民一边来，孤立蒋政权。
冯玉祥根据其谈话内容写了一封信，托我代表他持信回港送给李济深。临别之时，他还告诉我说，孙中山讲过：“华侨是革命之母”，辛亥革命颇得华侨人力、财力的援助，所以他准备留在美国，发起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用以揭露国民党当局内战独裁，反对美国“援蒋”，争取华侨拥护推翻蒋政权的斗争。并说，我们的革命组织一旦在香港成立，他就赶来参加。可惜，他在赴解放区的途中，因轮船失事而牺牲。
当我从美国回港后，仍与梅、陈两同志一道向李济深、何香凝汇报。他们看了冯玉祥的信，对所谈各节，一致表示赞同。
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我自美返港后，即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王葆真、邓初民、张文、梅龚彬、朱蕴山、陈此生等进行筹备工作。由于人员越来越多，急需有聚会和办公地点。9月间，我们在坚尼地道52号租了二楼的一层房子，作为筹备处。柳亚子到港后，就住在那里。他带来了上海方面的意见，他们同意成立一个组织，并提议这个组织定名“国民党民主派同盟”。
对此，李济深即分别电询宋庆龄、冯玉祥等有关同志的意见。10月16日冯复信表示赞同，信上说：“昨读赐电，敬悉为成立同盟，特别盼望成功，此间友人亦皆此意……”。宋从上海捎回口信，则倡议这个革命组织可以称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我们于10月26日举行了筹备谈话会，就定名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很多同志都嫌弃“国民党”三个字，何香凝坚决主张保留这三个字，她认为，这样可以多团结一些国民党中的爱国力量，特别是当时国民党当局在战场上开始败北，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不少人对各自的前途正在抉择，形势需要我们这样做。并说，好与坏是发展变化的，争取过来一个，就可以减少一个敌人，增加一个朋友，只有善于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这个组织才能兴旺发达，才能在与共产党真诚合作中发挥分化敌人的作用。简单几句话，使大家对民革的性质和任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当时，大家还讨论了民革的人选问题。因为民革是继承孙中山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所以想请宋庆龄出来担任民革主席。由于我的劳协同事中共地下党员俞志英，曾经是宋庆龄的秘书，所以委托我请她专程赴沪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她向章汉夫作了汇报，得知当时中共地下党已与宋谈了此事，俞不必再去上海。此后，又由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李章达、彭泽民、陈其瑷等6人亲笔签名，写了《上孙夫人书》，恳请宋来港领导工作。
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的召开
1947年10月31日，举行了第一次筹备会，正式推举李济深、何香凝为召集人，柳亚子、蔡廷锴、王葆真、邓初民、张文、梅龚彬、朱蕴山、陈此生和我为委员。柳亚子自告奋勇担任秘书长。接着于11月8日和11日，先后举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筹备会，起草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等文件。我与陈劭先等人负责起草“民革组织总章”的工作。这是民革的第一部党章。
11月12日，我接到通知参加会议，签名时才知道举行的是“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大会”。选举宋庆龄、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等20人为主席团，宋庆龄为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主持大会。会后，我特意向何香凝请教。她说，由于谭平山、陈铭枢等迟迟未到，而内部有些分歧意见，所以决定效仿民主协商的方式，开这个会是为统一思想和进行有关组织准备工作的。
不久，我又接到通知，于11月25日，国民党民主派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因为我要赶到巴黎参加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所以没有参加。这时，谭平山、陈铭枢等到达香港，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得很成功，很圆满。
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是，不论是原来的国民党民主派（或称革命派），还是新脱离蒋政权的爱国之士，不分先后，统称为国民党民主派。实现新老“民主派”的大联合、大团结。在这次会议以前的筹备会上已拟定了“宣言”等三个重要文件，在这次会议以后增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本党同志书》中，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精神。
这个“告本党同志书”，不仅是对民革同志说的。而且是对全体国民党员说的。“告本党同志书”说：“本党革命同志，不忍总理艰难缔造之国民党毁于少数反动者之手，爰召集同志举行本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誓以行动贯彻吾人之主张”。
民革的成立
1948年1月1日，民革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有关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陈其瑷、陈劭先、王葆真、朱蕴山、何公敢、张文、郭春涛、朱学范、邓初民、李章达、李民欣为中央常委执行委员；李济深等71人为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柳亚子等18人为中央监察委员。我还被选为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汝棠为副主任委员。民革成立大会期间，我不在香港，成立大会的签名，是一个多月前，我在赴巴黎前夕，提前签好的。
民革的成立，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传统和1927年以来国民党民主派反蒋斗争的光荣传统。同时，从革命的阶段论来说，它标志着由反蒋救国转变到了公开推翻政权的新时期。由于这个政治目标的实现，是寄托在共产党在战场上打击和消灭国民党军队的解放战争上的，所以民革的成立就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战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民革的成立，为举世瞩目，使国民党当局十分震动，并使自己同共产党在风雨同舟中，成为亲密友党。
民革从酝酿到成立，是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进行的。它坚持和共产党合作，同意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我于1948年2月就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并致电毛主席、周恩来，表示接受共产党完全领导。6月25日，民革发表了《响应中共
“五一”号召的声明》，表示响应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号召；民革很多同志也以实际行动，先后分批奔赴解放区，于1949年9月21日到30日，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员。10月1日，许多民革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毛主席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民革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担负起建设祖国的光荣历史新任务。